有很多老年人，这一生自书的第一份法律文书，可能是遗嘱。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伤感，但又何尝不是他在暮年之际，最后一次决定终身大事的事情。

我们说，一个人走到了写遗嘱的年纪，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看透了太多。

亲人也好，财富也罢，他知道了什么也带不走，但也知道他只能留下些什么。

我相信每一份遗嘱都是他们深思熟虑过的，不管这份遗嘱是否专业，是否合理，都值得被尊重。

由于儿女较多，经济条件各异或者赡养他的情况不同，立遗嘱的人往往会带有一些倾向性。但在实践中，即使把遗产留给了其中一方，内心深处仍有着“一碗水端平”的考虑，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遗嘱：给了某一子女遗产时，但又限制这个子女对遗产的使用或者处分。

比如立遗嘱人有甲、乙、丙三个子女。丙先于立遗嘱人死亡，留有一女丁。现立遗嘱人要立遗嘱，将其名下房产由甲、乙分别继承30%，丁继承40%，但该房屋由丁居住，并且写明只有当丁有意愿卖房时，才可转移房屋所有权。

这不是一个典型的遗嘱，依据立遗嘱人的意思，甲、乙、丁三人对房屋均享有所有权，但丁享有较为完整的所有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甲乙两人则对该房屋的所有权受有限制，仅享有最后的收益权，不享有占有使用及处分的权益。

那么，这份遗嘱实际限制了继承人所有权，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可以说，二审判决逆转了钱某四的战局，而具体裁判理由是：

“关于《遗言》中对于涉案房屋的处分。霍某某将涉案房屋产权遗留给四儿子钱某四的意思表示是清晰明确的，其关于不能出租或出售等只是遗嘱附有的义务，系对继承人所有权的限制，而不是对所有权的否定，不足以推断出被上诉人所抗辩的只是给钱某四一家挂靠户籍的意思。

一审法院仅根据《遗言》中有对继承人所有权附有限制条件而否认被继承人霍某某通过遗嘱方式将涉案房屋的产权给予钱某四的意愿，从而不确认《遗言》的效力，并据此对本案适用法定继承处理，显然与霍某某立遗嘱的内心真意不符，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上诉人钱某四上诉主张其应享有涉案房屋的全部所有权份额有理，二审法院予以支持。需要指出的是，钱某四继承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时，需尊重被继承人霍某某生前遗愿，履行《遗言》所确定的钱某三有居住权及未经钱某一、钱某二、钱某三同意不得对涉案房屋出租或出售之义务。

遗嘱内容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具备法律效力。对于遗嘱，我们要遵循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遗嘱作为死因行为、要式行为，应当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的本意，无论对遗产进行怎样的权利分配，这都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并未侵犯其他所有人利益，应予以支持。

另外，对所有权的限制并不等于否定该所有权。通过上述案例可知，法院认为设定有所限制的所有权并不等于否定所有权本身，本质上属于遗嘱所负有的义务，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遗嘱并非只能给予，也可以做出限制性要求。

如果这个继承人违反了限制性要求，比如遗嘱限制继承人出售房屋，而继承人实际就是出售了房屋，那么他又如何承担责任呢？

我们认为，立遗嘱人可以在遗嘱中写明“如果继承人违反某项要求，应对其他兄弟姐妹承担某种法律责任”。

这样一来，当继承人违反遗嘱要求时，其他子女就有了诉讼的依据，而继承人也将承担法律责任。

归根到底，立遗嘱人之所以做出复杂的安排，一定是根据实际情况，经过了认真的考虑，如果继承人违反其要求，势必造成立遗嘱人想要达到的利益平衡被打破，那么，违背其本意的行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